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问题，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即“周朝说”“战国说”“汉朝说”和“唐朝说”。其中，“战国说”的影响较弱，而以“唐朝说”最为新闻史学者所普遍接受。周朝说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将《诗经》《春秋》与后世的《民报》相类比，其认为：“古者太师陈师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这是关于中国古代报纸周朝起源说的滥觞。倪延年也认为《春秋》中的采风记事极具新闻属性，指出“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似乎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前后，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在其所著的《新闻概论》中认为：“‘京报’是官报的一类，从周朝就有，一直持续到清朝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依据《西汉会要》对“邸”这一机构“通奏报，待朝宿”功能的描述，提出“汉有邸报乎”，虽以疑问句出之，实为肯定汉代即有邸报。
此后，大批国内外学者均采纳戈氏的汉朝说，诸如中国大陆学者黄天鹏、吴晓芝和中国台湾学者曾虚白、赖光临，以及日本学者楚人冠等。方汉奇在早期也认同这一说法，指出“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被称为邸报的宫廷报纸”。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学者张涛据出土汉简撰写了《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吗》，文章肯定西汉末年已经有报纸的观点。其在《论西汉“木简报”》中又提出“木简报”这一概念，并对其传播作了详细考述。紧接着，张涛更是明确提出“汉代存在着正式的官方的信息发布形式———‘府报’”。从肯定汉朝说，到提出作为其佐证的“木简报”“府报”，这些耳目一新的说法引起了学界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baokanjianjie.com/bkln/169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