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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7岁的张晋藩接受新华社采访图源：新华网
对热爱自然、执着事业的先生来说，文字组成了一本书，而自然组成了另一本书。
当先生走进文字这本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学人哲人；当他走进自然这本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诗人稚童。
张晋藩
年7月生于沈阳，新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
由其主编或撰写的《中国法制通史》《中国民法通史》《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清朝法制史》《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官制通史》《清代民法综论》等成为法律史学界公认的扛鼎之作。
本文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顾元写于年。如今，张晋藩先生已90岁高龄。
由于双眼患黄斑病变，这些年张晋藩先生只能依靠放大镜勉强阅读，却依旧保持每天四五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
目前，他在担任国家重点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体系研究”带头人的同时，还进行着新版民法史的写作。
01读书
张晋藩的名字是与中国法律史学这门学科联系在一起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饱满的学术热情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法文化史、比较法制史以及各部门法史等诸多领域辛勤耕耘，开风气之先，而他对法律史学的情有独钟，则可追溯至幼时的启蒙教育。
张晋藩祖籍山东省黄县（现山东省龙口市），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祖辈兄弟五人，三爷曾参加科举考试，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到父辈时家道中落，父亲16岁闯关东，在沈阳读过中学，后迫于生计辍学，当过会计、职员。
父亲虽读书不多，但颇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几乎无一日不读书，而且家里有一个很大的藏书柜。
回忆起这个陈旧的藏书柜，张先生颇有感情，因为它伴随着先生童年的生活，给予他许多快乐。
张先生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听父亲讲历史故事。像《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七擒孟获”都使他悠然神往，充满遐想，渴望着自己有一天能够阅读这些异彩纷呈的小说。
上小学后，这个愿望实现了。小学期间，张晋藩已浏览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历史小说，经常为历史人物的遭遇或某个重大事件而感到振奋或扼腕叹息。
新中国成立前，张晋藩在大学读文学。文史不分家，他对历史的爱好依然如故，但这时吸引他的已经不是情趣横生的历史故事，而是对中华民族兴衰之由的探索。
年，他被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年留校任教。当时有同学认为这门学科还待创立，比较冷僻，颇有些为他惋惜之情，但他自己却感到投己所好，十分惬意。
自那时起，张晋藩便遨游于中国法律史学的海洋，从未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他认为，正确地诠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每个读书人起码的道德良心，也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02责任与使命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激发青年时代的张晋藩投身于法律史学的研究之中。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法律史学研究的是过去，面对的是现实，这是法律史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
由于少年时期生活在沈阳，张晋藩在童年时期便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常驱动他为祖国的荣誉从事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
年以前，世界上曾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这大大伤害了张晋藩的自尊心。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作出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
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时，先生提出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专著的设想。
在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是，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
“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由张晋藩任总主编、集中了当时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几乎所有学术力量参加的《中国法制通史》，历时19年，终于在年出版。全书十卷本，余万字，堪称法律史学的世纪之作。
其间，面对种种困难，张晋藩从没有动摇。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为中国法律史学所做出的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敬重。
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位教授访问意大利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名校比萨大学时，送给主人的礼物便是这套《中国法制通史》。
当得知这部鸿篇巨著是对中华数千年法制文明史的总结研究时，意大利教授们倍感珍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认为，法律史学的研究，不能像清代考据学派那样钻故纸堆，而应站在当代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度，撷取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性的认识，为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服务。
年，先生应邀在中南海讲授法律课，题为《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
年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讲题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年再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讲题为《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思考》。
三次讲课题目不同，内容有异，但贯穿的主线则是一致的——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先生学史而不泥古，富于创新开拓精神。
他提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诸法合体，民刑有分”，并认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具有重大意义等，这些观点大大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将法律史学研究引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年以来，他对中华法系问题进行持续且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大命题。
他认为，中华法系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张晋藩教授图源：《法治日报》
先生一直满怀信心地认为，经过百年法制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国已经具备了参酌外国法律的同时走自己改革创新之路的条件。因此，21世纪应该是重塑中华法系的时期。
中华民族曾经以优越的法文化长期滋润过东方世界，在新的时期同样也能够以更加丰富的法文化真正傲然自立于世界进步的法制之林。
03史德
先生说，法律史学研究者最起码的史德就是尊重历史，而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由史德而见人德，古人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首重其德，次重其才，这是先生为人为学的人格魅力。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人生情怀，使先生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始终不渝其志，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学术信念和人生品格。
张先生撰文坚持法律的阶级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继承性。
他指出，法律既然是现实中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因此特定形势下的旧法中也会含有一些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规定；
由于人们之间的行为规则有历史因袭性，而绝不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因此对于这一部分行为规则的法律调整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
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已经法律化了，应该使之为人民所用。
这些观点显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年年初，先生撰文表示，从法律的角度看，清官之“清”在于他们遵守法律规范的权利，反对非法虐民，因而清官的形象能够矗立在舞台上。
先生对历史的尊重态度，对真、善、美的追求精神也感召着读者和学生，使得探索真理的勇毅和风尚作为一种传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薪火相传。
先生虽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仍虚怀若谷。他常说：“如果说法律史是一座宏伟的殿堂，那么我正凝望着这座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
先生时时鼓励学生们赶超他，年他指导的34篇博士毕业论文的精粹摘要结集出版，先生名之曰《青蓝集》，正是取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
04著作等身
先生五十多年的学术道路和敬业精神诠释了这样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于事业中追求真理，于探索中品味人生。
先生独喜曾文正公名言“读书以荷世，明理以悦心”，这正是他淡泊名利，深得读书三昧的切身感受。
对先生治学影响至深的是他儿时读过的《居里夫人传》，先生至今尚记得它的翻译者叫白光。
居里夫人那种珍惜点滴时间、知难而进、刻苦勤奋的探索精神震撼着他，极大地激励着他孜孜求学，一生不敢稍懈。
他近六十个春秋如一日，除有重要的社会活动外，每天工作时间都在七八个小时。
随着年事渐高，总是不断有人劝他不要太累太苦，早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该颐养天年了，何必再自讨苦吃。
每当此时，先生总是悠悠而笑，人只知他为学之苦，其中无穷乐趣只有他自己才能够领略：“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也。”熊十力此言甚得先生之心。
先生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便时常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政法研究》等各大报纸和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先生更是迎来了学术的春天。这些年来，他共出版、主编学术专著和教材50余部，而《中国法制通史》《中国民法通史》《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清朝法制史》《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官制通史》《清代民法综论》等早已成为法律史学界公认的扛鼎之作。
张晋藩教授出版的著作图源：《法治日报》
此外，先生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现已更名为《法治日报》）等大型权威报刊上发表余篇论文。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英语、日语、朝鲜语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令人惊叹的是，先生70岁高龄后的学术成果愈加丰厚，《中国宪法史》《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监察法制史稿》等都是极有学术影响力的个人专著。
他还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多卷本）、《中国民法通史》《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司法制度史》《中国监察制度史》等学术专著及本科精品教材《中国法制史》若干种。
在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清史》项目中，先生是“法律志”的总主持人。此外，他还一直担当《中华大典》的主持工作。
先生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也是持之以恒并且历久弥新的。
如他对于中华法系问题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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