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早年“岁岁游学”考
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自述与刘氏成婚后，家中妯娌不和，嫂子们“疑姑有偏私”，“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竟长舌无已时”。于是，父亲蒲槃只好让他们兄弟四人析箸，而房舍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藁满之。松龄岁岁游学。刘氏薙荆榛，觅佣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外内；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时仅生大男箬，携子伏鼪鼯之径，闻跫然者而喜焉。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埘鸡惊鸣，圈豕骇窜。儿不知愁，眠早熟，绩火荧荧，待曙而已。故常自减餐留饼饵，媚邻媪，卧以上床，挽作侣。
这段自述表明，自他结婚后到兄弟析箸前后若干年间，他经常外出游学，长年不住在家里。
其子蒲箬《柳泉公行述》中亦云：
先父天性慧，经史过目皆能了，处士公（指蒲槃）最钟爱之。十九岁弁冕童科，大为文宗师施愚山先生之称赏。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
“游学”而“无暇治举子业”，可见这里所说“游学”，并非砌磋文事，而是坐馆之意。
蒲箬《祭父文》中又说：
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凡所交游，皆知我父之至诚不欺，胸无城府；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者，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呜呼！我父奔波劳瘁，七十岁始不趁食于四方，虽有儿辈四人，将焉用耶！
这就是说，蒲松龄舌耕生涯从二十馀岁便已开始，长达五十年之久，只是在西铺毕家设帐最久，师生情谊最深。
蒲松龄所谓“岁岁游学”，是否全为舌耕授徒？早年究竟在什么人家舌耕笔耘？这里就所见文献资料，作一番考察，以补研究者已往对蒲松龄早年行迹研究之不足。
一
蒲松龄青年时期曾进入本邑沈氏之家。这是他在《与沈德符》一札中透露的信息。此札云：
哀惫懒于出门，因而良朋疏阔，遂使飞语得以遥中，可笑人也。
三月中，希梅偶临寒舍，道及尊宅争产，言令侄将设席地，请诸亲友为之评其可否，致意先自弟始。余止之曰：“是何必尔！若令婿受他人之欺凌，仆当锐然身任，为亡友扶其弱孤；今矛盾在彼家庭，外人何能赞一词？不知亲友何如，仆则不敢从命。”既乃出其上兄台书，见其圈赞已浓，问谁之评？希梅笑云：“我自为之。”弟流览一过，劝之曰：“君当酌其行止，字一投，则成仇人矣。”彼亦无言，匆匆而去。
近闻兄迁怒于弟，逢人辱骂。初而大惊，已而大笑：惊者，惊弟之无妄；笑者，笑兄之妄也。凡交绝者不出恶声，而好吹者则不论响否。以三十年之交游，听流言而一旦全空，则为君友者惧矣。昔与大兄共灯火时，昆仲有争辩庄宅之词，弟曾为调停于两间，大兄向弟言之甚悉，故弟知之颇详。然大兄溘逝，叔侄遂如父子，弟外人也，闻君家事，并不敢发一言为左右袒。且兄犹时念故交，若令侄则并不知有父执，交往之路久绝。希梅，其岳也，宜也；仆何人斯，亦庆此灾而乐彼祸耶？弟如于希梅稿曾动一笔，便灭门绝户，了一家儿；下文更不敢作一转语，惟兄自思之。日托肺腑，无少瑕疵，乃王妈妈鬼语一投，而张爷爷之尊脸顿放，是何景象乎？呵呵！长短只在梧桐，自有旁人之月旦；生杀皆其骨肉，宁类大圣之骚根？昔陈登云：“惟德可以服人，不闻以骂。”且古人言：“骂所当骂，则被骂者受之；骂所不当骂，则骂人者自受之。”可畏也哉！笑笑。如以弟言为诬，不妨焚诸神庙，暴之同人，区区之心可质之也。
值得注意的就是其中“昔与大兄共灯火时”数句，而“共灯火”常常是做西宾的同义语。
要弄清其中的情况，就得从受信人沈德符说起。
沈德符，《淄川县志》卷五“例贡”有小传：
沈凝祥，字德符，参议润子，增监，考定州同知。兄天祥早逝，抚其遗孤，备极周挚。年登大耋，嗜学不倦，居乡每多厚德。康熙丙子乡饮，推大宾焉。
对照蒲松龄札中所云，可见县志小传之称扬不实。沈凝祥早在其兄生前，就有田产之争；其兄死后，又与其侄争产，怎么能称之抚兄之遗孤“备极周挚”？不过，这个小传到给我们提供了笺释蒲松龄的书札及其它有关诗文的一些线索。
沈凝祥之父名润，《淄川县志》卷五“进士”、卷六“续孝友”均有传。孝友传云：
沈润，字静澜，崇祯癸未进士，授潞安府推官，历升宁绍道参议。值岁饥，捐赈，全活累万，刊有《越州赈史》行世。里居厚德载物，与人无竟。……至于推己产与诸弟。方仲弟澄抱病，焚香默祷，割肱以进。澄殁无嗣，以次子凝祥为之后。……
由此可见，沈凝祥与其兄、侄之争产，恐怕是由其父之让产和他本人之出嗣所导致的后遗症；沈凝祥既为沈润之次子，那么其兄天祥无疑就是蒲松龄札中所说的那位“共灯火”的大兄。
沈天祥何等样人？《淄川县志》无载，但却并非无迹可寻。
蒲松龄诗文中多有为沈燕及而作者，诗有《同沈燕及饮园中》、《同沈燕及题〈思妇图〉》、《遥听沈燕及夫人摘阮，戏贻四绝》、《偶与燕及夜话》、《六月初三日闻沈燕及讣音》诸首；文有《为沈燕及募修洞子沟疏》、《为沈燕及邀客小启》、《为沈燕及请岳祖同订吉期小启》、《为沈燕及复孙公焕启》等篇。此沈燕及自然与蒲松龄曾有较多的交往。
《同沈燕及饮园中》诗载于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卷二，系于康熙十七年（），诗云：
公子名园景物芳，两人把酒话沧桑。
丛丛绿树含生雾，面面青山补缺墙。
细柳才眠风唤舞，春光欲嫁鸟催妆。
从来饮少先成醉，又感知音发旧狂。
首句称“公子”，又曰“名园”，见得沈燕及是个富家子弟而无功名者。第二句说“把酒话沧桑”，末句云“又感知音发旧狂”，这表明作者与沈燕及不是初识，而是早有交往。
《六月初三日闻沈燕及讣音》诗，路大荒因作期无考收入《聊斋诗集》之“续录”中，诗云：
义气文章事事佳，怜君三度葬金钗。
文园讵为芙蓉病？酒德真丛畚锸埋。
十载论交盟未冷，重来把手愿终乖。
黄公垆上河山渺，才到西州涕满怀。
每至相逢手重持，君疏我拙两相知。
分开丛桂小山怨，掩过围屏画雀悲。
母殁未能终大葬，弟贤幸足抚孤儿。
不图卧榻叮咛会，竟是千秋永别时。
这里除了抒写丧友之悲哀，长期交好，今后不能再遂重聚之愿，还透露出亡友沈燕及生前身后的一些情况：“三度葬金钗”，是说他屡有丧偶之痛；“母殁未能终大葬”，是说他死时，其母下世不久；未言及其父，自然表明早已谢世；“弟贤幸足抚孤儿”，表明他身后遗留下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此外还有个足以为之抚养其遗孤的弟弟。这情况同县志中所说的沈天祥何其相似云尔！再说，沈氏并非淄川县枝脉繁盛的大族，不大会再有情况如此相似者，并且名曰天祥，字曰燕及，恐怕就是取自《诗经·周颂·雝》中“燕及于天，克昌厥后”之句。所以，可以推定此沈燕及就是沈凝祥之长兄沈天祥，也就是蒲松龄札中所说曾与之“共灯火”的大兄。
这样，这两首《六月初三日闻沈燕及讣音》之作期，也就是沈燕及之卒年，便大致可以推断。蒲松龄还有《寄沈德符》五古一首，诗云：
大秕尚可簸，微沙不可飏。人处危疑间，难在形迹光。周公辅冲人，流言起四方：谓将窥神器，不利孺子王。三年感风雷，迹明义始彰。所贵心无怍，人言复何伤？
这里用周公旦辅佐幼主成王，管、蔡、霍三叔曾造作流言，说他要篡位的故事，显然是隐指沈凝祥兄死侄幼，社会上也有些流言。此诗的旨意是讽谕沈凝祥，只要问心无愧，就不要害怕，与蒲松龄之书札专在分辨自己并未插手其间不同，口气也不一样，但所说事实却是一个，即沈凝祥有谋侵侄产之嫌。所以，蒲松龄之书札与诗，两者作期相距不会太久，很可能是同年之作。而沈天祥之死也当在此前不久，短则数月，至长也不过二、三年。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中，《寄沈德符》系于康熙三十年（）。据此，《与
沈德符》一札也当作于是年；沈天祥之死，蒲松龄《六月初三日闻沈燕及讣音》之作，恐怕就在前此一、二年间，估计约在康熙二十八年（）前后，或者更早一点。
蒲松龄诗集中还有数首关于沈惠庵的诗，题为《奉赠沈惠庵》、《贺沈惠庵》、《贺沈惠庵，代箬儿作》、《门人毕子与沈惠庵昆仲泛舟大明湖，骤雨沾衣，践泞而归，戏成二绝》。《奉赠沈惠庵》载《蒲松龄集·聊斋诗集》卷三，康熙三十五年（）作，诗有“许史金貂冠大邦，神童又复继烟幢，芹花初应高门瑞，文字已教旧宿降”；“谢家公子正芳春，文字清标最绝伦，片幅已占黄阁贵，前身应是玉堂人”；“翩翩绝世佳公子，名满三齐少未婚”之句，可知其人出身官宦之家，年未及冠，便已入泮，且文名籍甚。这最后一点，自然不无过谀的成分。《贺沈惠庵》二首，均为贺其入泮之作，作期当与赠诗相近。蒲松龄本人贺诗云：
于公高其门，中容驷马骧。次公守贻谋，八务皆义方。槐堂生国瑞，灵敏世无双。精神大于身，方瞳灿星芒。艺文爱金陈，目下能十行。此是我小友，二郗堪颉顽。而公何谦谦，谓是我门墙。邂垢辄拳拳，爱敬恒交相。流连亲父执，英妙无矜张。出卷每相识，喜则肆瞽狂，阅人亦已多，更无如此郎。羁丱入场屋，挥毫成巨章。司衡惊天才，和颜开霁光。驹齿犹未落，展定空群良，鹏鹗行振翼，搏击摩青苍。
他自居为“父执”，称沈惠庵为“小友”，盛赞其才，期望甚高，且谓沈惠庵对他极谦恭，自称作门人，“邂逅辄拳拳，敬爱恒交相”，见得关系较亲密，有某种情宜。另外，蒲松龄《门人毕子与沈惠庵昆仲泛舟大明湖，骤雨沾衣，践泞而归，戏成二绝》，显然是此后之某年他带着其毕家子弟及沈惠庵几个年轻人赴济南应试之作，也见得他与沈惠庵之家是有交情的。据此推断，此沈惠庵很可能就是沈天详之遗孤。沈天详死时，其子尚在孩提之年，现已过去了七、八年，蒲松龄在代蒲箬所作贺沈惠庵进学的诗中有“羊车公子十五龄”之句，年岁正相合。且此诗中“次公守贻谋，八务皆义方”两句，我想当指其叔沈凝祥。叔侄争产之事毕竟是“矛盾在彼家庭”，而且是事过境迁，前慊尽释，所以这里不妨称扬一句。
蒲松龄是否曾进入沈家？又是何时与沈天祥“共灯火”的呢？
蒲松龄文集中，有代沈天祥写的一篇募疏和三篇书启，题目上文已开列；此外，还有代沈凝祥写的四篇书启，它们是：《代沈德符与王子下（樛）通政》、《六月为沈德符与王圣俞启》、《为沈德符与韩丽老启》、《八月二十六日为沈德符订吉小启》。这几篇几乎全是应酬文字，内容多为订婚、请客之类私事。沈天祥兄弟是能自为其文，并非目不识丁。前引蒲松龄《六月初三日闻沈燕及讣音》诗有“义气文章事事佳”之句，沈凝祥是进过学的，均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同蒲松龄只是一般的朋友，恐怕是不好意思劳蒲松龄代作这
类应酬文，何况又如此之多。联系蒲松龄札中“共灯火”一语，事情只可能是这样：蒲松龄当时是沈家的西宾，有义务为东家代笔捉刀。如此，在沈天祥，以及其出嗣之弟沈凝祥，无论是婚启、请柬、书札，凡有所需，便让蒲松龄执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蒲松龄为沈氏兄弟代写的这几篇文字，多数难以考定其做期，可考定者只有《代沈德符与王子下（樛）通政》一札。原文是：
羁旅京华，深荷照拂，云天之谊，真无刻可以忘之。闻老年伯母奄然仙逝，中心忉恒。而里道修阻，不得临柩一痛，抱恨如何也！遥致瓣香，用代絮酒。附寄土物一种，少托远音。心随雁往，不尽欲言。
按：王樛，淄川人，以荫补官，升通政使司右通政，祥见本书《蒲松龄与丰泉王氏》。据高珩《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志铭》，王樛生母刘氏，顺治十七年（）卒于京邸（《栖云阁文集》卷十四）。此札是对王樛丧母表示哀悼，中云“里道修阻，不得临柩一痛”，显然是寄往北京的。所以，此札当作于顺治十七年王樛扶柩归里之前。上文以考定蒲松龄《与沈德符》札作于康熙三十年（），其中有“三十年之交游”一语，可知蒲松龄代沈凝祥作此与王樛札之时，正好是他们交往伊始之际。
据《淄川县志》卷五“例贡”沈凝祥小传，他于康熙三十五（）被举为乡饮大宾。乡饮宾介的条件是所谓“士大夫之齿德并茂者”（《淄川县志》卷六“乡饮”）。照一般情况看，沈凝祥那年该是六、七十岁。据此推估，顺治末年，沈凝祥约在三十岁上下，其兄沈天祥也不会超过四十岁左右。这种情况，与蒲松龄代沈天祥所写的书启之内容，就正好相合，至少是无不合之处。如《为沈燕及复孙公焕启》是为女许婚，其女年当及笄，其人当不小于而立之年。《为沈燕及请岳祖同订吉期小启》是为自己婚事的，其时沈润当已下世，
否则便不应由本人具名；蒲松龄挽诗中曾说他“三度葬金钗”，此次当非初婚，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所以，这些应酬文与《代沈德符与王子下（樛）通政》一札，可以认为是同个时期，即顺治十七年左右写的。
综观蒲松龄一生，康熙九年（）南游以后，由于存有大量诗篇可据，行迹比较清楚，他不可能入沈家与沈天祥“共灯火”；而他顺治十五年（）进学后一个时期，自谓“岁岁游学”。那么，可以断定他代沈氏兄弟写这些应酬
文字的顺治十七年前后，正是他在沈家与沈天祥“共灯火”的时期。
沈天祥生于官宦之家，比较富有，生活舒适、闲散。他虽然年逾而立，大约还有些科举进取之想。邀蒲松龄来家，恐怕就是要从这位贫寒而有文才的年轻秀才那里得到些指点，于科业上有所长进。他大概也不甘寂寞，要结交些名士，也需要有人为之张罗。蒲松龄为他写的邀客小启，便是明证。启云：
淑气撩人，青草衬雕栏之色；晴光扑面，黄莺传秀陌之春。……只逢人世二难，已堪倒斝；况有歌儿数辈，雅善遏云。不追春夜之游，难免花神之笑。恭维八日，具集同人，彩雉牙筹，定教呼残夜月；紫楼玉凤，当令叫破春愁。愿君跨蹇而来，遣僮扫榻以待。
这样优美的请柬，当能使主人显得很风雅。
这种情况，在蒲松龄自然是不敢当师，只能说是“共灯火”。（作者：袁世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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